活在韩国：高压下的“汉江怪物”
来源:机电一体化
经济发展迅猛、流行文化强盛、工业科学发达，韩国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国家。
若是将韩国比喻成一幅画，它绝对华美秀丽，甚或波澜壮阔，更带点梦幻的玫瑰色，但在画面的细节里，又充满荒谬、混乱的笔触，以及莫名其妙的符号表现。
而对在其中度过一生的人们，每一笔画却总是透着一股窘迫—竞争激烈的升学压力、肉体劳苦的兵役压力、你争我夺的就业压力、外形为王的颜值压力……就像《江南Style》里“鸟叔”有些滑稽的舞蹈背后，是首尔江南区的男女欲爱与韩国格差社会下的光怪陆离，复杂文化交织产生的“汉江怪物”。
韩国是个地狭人稠、天然资源并不丰裕的小国，加上它那遭受压迫、殖民的历史与对朝鲜战争的恐怖记忆，使得它多少有点自卑。
但这个曾长期浸淫于儒家文化的民族善于忍耐，不屈不挠，民族自尊心格外强盛，且有着一致对外的“恨（？）”文化，试图让这个国家强大。
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，这造就出许多的“世界第一”，这是韩国之所以发展出财阀经济的民族性根源，也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。但从一般民众的角度看，韩国人常挂在嘴上的fighting（奋斗），也使得这个社会充满了竞争压力，甚至走向病态。
而僵化的社会阶层和重视尊卑差异的社会，则更让韩国人渴望成功，向往朝着上流社会移动。
韩国人前仆后继地追求“第一”，仿佛只要取得“第一”，便能争到面子、获得他人的尊重，甚至光耀家族门楣。至于其他一切，都可以不管不顾。
2005年，首尔大学黄禹锡教授宣称培育出人类史上第一只复制狗“史纳比”，后来却被发现是数据造假。追根溯源，出身贫农家庭的他，背负出人头地的沉重梦想，选择了铤而走险。
就像是曾经“好感度排名第一位”的滑冰运动明星金妍儿，她在2011年错失金牌时有一句著名的感慨：比赛结束后，通常都会收到很多道贺的讯息，但这次，一句“恭喜”都没有收到。冠军和亚军，被对待的方式就像第一名和最后一名。
只凭名次来断定一个人的努力与成就，而无法“看”向努力的过程或其他更多的方面，这是一种韩国的国家病。只要不是第一，便是输家、弱者，甚至是民族的罪人，这样的文化几乎是所有韩国人身上背负的沉重十字架。
追求第一也反映在教育上。韩国是一个过度看重高等教育的国家。
有一次在韓国，跟朋友聊起他家里刚升上高中的孩子。他正想方设法要给孩子报上一所“保证考取首尔大学”的补习班。那是一所完全军事化管理的补习班，而且有名额限制，需要考试。所以，他要先给孩子报名另一家补习班，以保证能考上这个补习班。
为了上好大学，报了好补习班。为了上好补习班，进了另一个补习班。这样会很夸张吗？其实不会。在韩国，“大学联考决定孩子的一生”是真理般的存在。考上SKY（首尔大学、高丽大学、延世大学），或只是到首尔读一流大学，就等于就业有了保障，对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。
韩国家庭内，子女每周补8科常见，补满全科也相当正常，甚至有些家长请来“学业经纪人”替孩子安排补习课程。韩国有“四当五落”的说法，亦即一天睡4个小时的考生会考取理想学校，但睡5个小时的则可能落榜。越是邻近高考的年纪，补习越是疯狂。
而追求第一的心态，也使韩国人普遍有“火病”，凡事都追求效率。多数韩国人的口头禅是“巴里巴里”（？？？？，形容快点快点）。七八十年代的急速经济成长，以及九十年代初期的三丰百货、圣水大桥因业者赶工、贿赂官员非法变更设计导致施工不良倒塌的事件，都与这一心态有关。一味追求效率，却轻忽相关安全保障的问题，造成了人性与道德的扭曲。
还有一件极其荒诞的事情：近年经常在首尔举行的“发呆大会”，主办单位希望能提醒当代韩国人放慢脚步，以纾解紧张感，但原来应该放松的发呆却不能睡着、不能笑场，主办单位还要检测心跳指数，违反规定者还会被提出警告，最后再评定成绩选出第一名……试问，这样的放松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韩国人常用的一个词汇是“我们”（？？）。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情感，不同于中文里“我们”是一个复数名词，韩语的？？是一个集体的“我”，是种更加亲昵的关系。
它可能存在于一个团体的成员之间，而这个团体可能透过学缘、血缘跟地缘的关系连结。它也可能是一个地区、组织或是社会，通过对内的“情”（？）的连结，彼此间相互支持和义务奉献，从而一致对外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。
“我们”和“情”这两个词可以无限延伸，从家人到同乡，再到两个彼此没有任何共同点的韩国人，都可以产生“情”。 团体成员会对彼此有强烈的关联感，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，大家同感骄傲或是耻辱。在国外的大学里，韩国学生最喜欢黏在一起，也会避开其他国家的学生。
整个韩国是一个大家庭，每个国民都把国事当成了家事，国家自然会强大。但“我们”和“情”这种人与人之间所发展的喜爱、关怀、亲密以及依附等感觉走到极致，就变成了只注重群体性却轻忽个体性的社会。
所有的标准都只有“我们”，而没有“我”。当“我们”都在追求第一，自然就很难容忍其他价值判断，也使得压力更无处宣泄。
从小的地方看，在首尔街头可以很容易发现当下流行什么衣着与影视作品。比如，便利店、咖啡店所播放的流行音乐，经常是同一首单曲，就像是说好一般。这里面充满着要跟上流行脉动的想法，或是出于“不该跟人家不一样”的担心。
上一篇：施密特触发器在通信指示灯电路中的应用
下一篇：没有了
若是将韩国比喻成一幅画，它绝对华美秀丽，甚或波澜壮阔，更带点梦幻的玫瑰色，但在画面的细节里，又充满荒谬、混乱的笔触，以及莫名其妙的符号表现。
而对在其中度过一生的人们，每一笔画却总是透着一股窘迫—竞争激烈的升学压力、肉体劳苦的兵役压力、你争我夺的就业压力、外形为王的颜值压力……就像《江南Style》里“鸟叔”有些滑稽的舞蹈背后，是首尔江南区的男女欲爱与韩国格差社会下的光怪陆离，复杂文化交织产生的“汉江怪物”。
第一or失败
韩国是个地狭人稠、天然资源并不丰裕的小国，加上它那遭受压迫、殖民的历史与对朝鲜战争的恐怖记忆，使得它多少有点自卑。
但这个曾长期浸淫于儒家文化的民族善于忍耐，不屈不挠，民族自尊心格外强盛，且有着一致对外的“恨（？）”文化，试图让这个国家强大。
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，这造就出许多的“世界第一”，这是韩国之所以发展出财阀经济的民族性根源，也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。但从一般民众的角度看，韩国人常挂在嘴上的fighting（奋斗），也使得这个社会充满了竞争压力，甚至走向病态。
而僵化的社会阶层和重视尊卑差异的社会，则更让韩国人渴望成功，向往朝着上流社会移动。
韩国人前仆后继地追求“第一”，仿佛只要取得“第一”，便能争到面子、获得他人的尊重，甚至光耀家族门楣。至于其他一切，都可以不管不顾。
2005年，首尔大学黄禹锡教授宣称培育出人类史上第一只复制狗“史纳比”，后来却被发现是数据造假。追根溯源，出身贫农家庭的他，背负出人头地的沉重梦想，选择了铤而走险。
就像是曾经“好感度排名第一位”的滑冰运动明星金妍儿，她在2011年错失金牌时有一句著名的感慨：比赛结束后，通常都会收到很多道贺的讯息，但这次，一句“恭喜”都没有收到。冠军和亚军，被对待的方式就像第一名和最后一名。
只凭名次来断定一个人的努力与成就，而无法“看”向努力的过程或其他更多的方面，这是一种韩国的国家病。只要不是第一，便是输家、弱者，甚至是民族的罪人，这样的文化几乎是所有韩国人身上背负的沉重十字架。
追求第一也反映在教育上。韩国是一个过度看重高等教育的国家。
有一次在韓国，跟朋友聊起他家里刚升上高中的孩子。他正想方设法要给孩子报上一所“保证考取首尔大学”的补习班。那是一所完全军事化管理的补习班，而且有名额限制，需要考试。所以，他要先给孩子报名另一家补习班，以保证能考上这个补习班。
为了上好大学，报了好补习班。为了上好补习班，进了另一个补习班。这样会很夸张吗？其实不会。在韩国，“大学联考决定孩子的一生”是真理般的存在。考上SKY（首尔大学、高丽大学、延世大学），或只是到首尔读一流大学，就等于就业有了保障，对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。
韩国家庭内，子女每周补8科常见，补满全科也相当正常，甚至有些家长请来“学业经纪人”替孩子安排补习课程。韩国有“四当五落”的说法，亦即一天睡4个小时的考生会考取理想学校，但睡5个小时的则可能落榜。越是邻近高考的年纪，补习越是疯狂。
而追求第一的心态，也使韩国人普遍有“火病”，凡事都追求效率。多数韩国人的口头禅是“巴里巴里”（？？？？，形容快点快点）。七八十年代的急速经济成长，以及九十年代初期的三丰百货、圣水大桥因业者赶工、贿赂官员非法变更设计导致施工不良倒塌的事件，都与这一心态有关。一味追求效率，却轻忽相关安全保障的问题，造成了人性与道德的扭曲。
还有一件极其荒诞的事情：近年经常在首尔举行的“发呆大会”，主办单位希望能提醒当代韩国人放慢脚步，以纾解紧张感，但原来应该放松的发呆却不能睡着、不能笑场，主办单位还要检测心跳指数，违反规定者还会被提出警告，最后再评定成绩选出第一名……试问，这样的放松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他者目光下的群体社会
韩国人常用的一个词汇是“我们”（？？）。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情感，不同于中文里“我们”是一个复数名词，韩语的？？是一个集体的“我”，是种更加亲昵的关系。
它可能存在于一个团体的成员之间，而这个团体可能透过学缘、血缘跟地缘的关系连结。它也可能是一个地区、组织或是社会，通过对内的“情”（？）的连结，彼此间相互支持和义务奉献，从而一致对外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。
“我们”和“情”这两个词可以无限延伸，从家人到同乡，再到两个彼此没有任何共同点的韩国人，都可以产生“情”。 团体成员会对彼此有强烈的关联感，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，大家同感骄傲或是耻辱。在国外的大学里，韩国学生最喜欢黏在一起，也会避开其他国家的学生。
整个韩国是一个大家庭，每个国民都把国事当成了家事，国家自然会强大。但“我们”和“情”这种人与人之间所发展的喜爱、关怀、亲密以及依附等感觉走到极致，就变成了只注重群体性却轻忽个体性的社会。
所有的标准都只有“我们”，而没有“我”。当“我们”都在追求第一，自然就很难容忍其他价值判断，也使得压力更无处宣泄。
从小的地方看，在首尔街头可以很容易发现当下流行什么衣着与影视作品。比如，便利店、咖啡店所播放的流行音乐，经常是同一首单曲，就像是说好一般。这里面充满着要跟上流行脉动的想法，或是出于“不该跟人家不一样”的担心。
整理收集：机电一体化杂志官方网站
上一篇：施密特触发器在通信指示灯电路中的应用
下一篇：没有了